导航

中国死刑执行罪犯权利保障研究

发布时间:2013-01-23作者:南芳
中文摘要我国目前及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不可能全面废除死刑,探究我国死刑立即执行程序存在的不足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言,无疑对审慎适用死刑和充分尊重、保障被执行人的人权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死刑执行程序的完善与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社会文明与法治进步的重要标志。本文采取比较的方式考察了美国和日本的死刑执行程序,采用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方式分析了我国死刑执行程序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自己的完善建议,以期对我国死刑执行程序的法律完善和执行中更加注重人权的保护有所借鉴。第一部分,死刑执行程序的概述,包括死刑概述、死刑执行程序具有极端的严格性、复杂性、内容的特定性、执行方法的法定性和执行时间的快速性的特点,死刑执行程序分为7个步骤,从最高人民法院签发死刑执行命令开始到死刑执行完毕并处理好善后事宜为止。第二部分,对国外死刑执行程序的考察,重点考察了美国和日本的死刑执行方法和执行特点,从中发现美国和日本在执行死刑方面值得借鉴和反思的情形,为完善我国死刑执行程序起到较好的借鉴作用。第三部分,对我国死刑执行程序的现状进行分析:通过我国死刑执行程序的法律法规的内容及司法实践中的操作现状,对存在的申诉权没有保障、会见权得不到落实、死刑执行阶段缺少兴旺体育的必要帮助、执行死刑方式不统一、尸体及器官的处理不规范、检察机关的监督存在不足等问题进行阐述。第四部分,对我国死刑执行程序的完善提出建议,完善的主要内容是:保障死刑犯的申诉权(建议最高法院核准死刑执行后,院长不立即签发死刑执行命令,给予死刑犯有6个月的申诉期间),保障死刑犯和家属的会见权,赋予死刑犯在死刑执行阶段得到兴旺体育的帮助权,赋予死刑犯选择执行死刑的方式,规范执行死刑后对死刑犯器官和尸体的处理,完善检察机关对死刑执行程序的监督权。关键词  死刑;执行程序;权利保障
目  录中文摘要Abstract引  言第一章 死刑执行程序概述1.1死刑及其执行程序的法律特征1.1.1 具有极端的严格性和复杂性1.1.2 死刑执行内容的特定性1.1.3 死刑执行方法的法定性1.1.4 死刑执行时间的快速性1.2死刑执行程序的步骤:1.2.1 签发死刑执行命令1.2.2 死刑执行的准备1.2.3 验明正身及讯问1.2.4 死刑停止执行1.2.5 执行死刑1.2.6 确认死亡,并制作笔录和上报1.2.7 善后处理第二章 典型国家死刑执行程序之考察2.1美国死刑执行程序的规定2.1.1 死刑执行的方式:2.1.2 死刑执行程序的特点:2.2日本死刑执行程序的规定2.2.1 执行方式:2.2.2 执行特点:第三章 我国死刑执行程序之评价3.1 死刑犯的申诉权得不到保障3.2 死刑犯的会见权缺失3.3 死刑犯在死刑执行程序缺少兴旺体育的必要帮助3.4 死刑执行方式不统一3.5 死刑犯尸体及器官的处理不规范和不人道3.6 检察机关对死刑执行缺乏有效和全面的监督第四章 我国死刑执行罪犯权利保障的制度完善4.1充分保障死刑犯的申诉权4.2保障死刑犯的会见权真正实现4.3赋予死刑犯在死刑执行阶段获得兴旺体育帮助的权利4.4赋予死刑犯对死刑执行方式的选择权4.5规范死刑犯器官及尸体的处理4.6规范检察机关在死刑执行程序的监督权结  语参考文献
引言笔者在2004年为涉嫌运输毒品罪的被告人杨某某辩护,该案由兴旺pt娱乐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被告人不服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东省高院)上诉。审理结果是广东省高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同时核准执行死刑(当时该案由广东省高院核准死刑),然而并未将二审结果和死刑复核结果告知辩护兴旺体育,更没有通知杨某某的家属。直到兴旺pt娱乐市中级人民法院通知兴旺体育让家属到法院领取杨某某的骨灰,我们才知道二审和复核结果,才知道杨某某已经被执行死刑。家属知道该消息后悲痛欲绝,也对法院如此做法很不满,称法院太不人道,剥夺了家属与杨某某见最后一面的权利,转而又把不满情绪向兴旺体育发泄,称请兴旺体育没有起到作用,连何时执行死刑都不知道,对兴旺体育表现出极度的不信任和不满。当时笔者虽然作了一番解释来安抚杨某某的家属,但心情也特别沉重,深深体会到死刑执行前没有通知家属,没有让家属和死刑犯见上最后一面,对家属感情上的伤害有多重,精神上的打击有多深。其实,犯罪的是死刑犯本人,给社会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也是死刑犯本人,处罚死刑犯本人已足矣,没必要以这么不人道的方式来伤害和惩罚死刑犯家属。这个案件的死刑执行情况暴露了我国死刑执行程序[1]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也引起笔者对我国死刑执行程序的关注和思索。笔者发现:我国死刑执行程序在法律法律规所体现的条款很少,且规定不具体,从立法上明显可以看出对死刑执行程序的重视远远不如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程序,死刑执行程序是要剥夺被执行人的生命权,而且一旦剥夺则被执行人的生命就此终结,不能逆转,该程序应当比其他程序规定的更详细、更全面,以充分体现对生命的尊重和对死刑适用的审慎;而且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也更多的注重安全、快速执行完死刑,对死刑犯的人权方面关注较少,侵犯死刑犯人权的事情也常有发生。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实践,实在非常有必要在死刑执行程序方面作相应的改革。笔者采取比较的方式考察了美国、日本的死刑执行程序,采用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方式分析了我国死刑执行程序存在的问题和自己的完善建议,以此抛砖引玉,以期可以对死刑执行程序今后的改革有所增益,可以引起更多的学者关注我国死刑执行程序,可以引起立法和执法者对我国死刑执行制度存在的不足和如何完善进行思考,进而下决心改正不足之处。
第一章 死刑执行程序概述1.1死刑及其执行程序的法律特征死刑,是以剥夺犯罪人生命为内容的最为严厉的刑罚,因此也称生命刑、极刑。[2]关于现时期我国的死刑政策,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第四代国家领导人在死刑的认识和政治决策上表现冷静且理智,第四代国家领导人在强调当今中国不废止死刑的同时,也明确表达了依法严格适用死刑,慎重和公正适用死刑的立场。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回答外国记者说:“…出于我们的国情,我们不能够取消死刑。世界上一半以上的国家还都有死刑制度,但是我们将用制度来保证死刑判决的慎重和公正。”[3]简而言之,死刑废除问题在我国为时尚早,我国目前及今后较长的时期内都将保留死刑,因此在死刑问题上现阶段要考虑的不是全部废除死刑,而是如何在立法和司法执行中完善死刑执行程序。死刑执行程序是指从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法院)院长签发执行死刑的命令起到将死刑犯执行死刑并处理完相关善后事宜止该期间的诉讼活动所依法应当遵循的刑事诉讼程序。死刑执行程序具有以下特点:1.1.1 具有极端的严格性和复杂性死刑执行必须有最高法院院长签发执行死刑命令方可执行,执行前还必须对死刑犯验明正身、讯问有无遗言、札记、执行中存在应当停止执行的法定情形的就应当停止执行并上报最高法院裁决、死刑执行后还必须由法医检验尸体确认死亡等复杂的程序。这些复杂的程序和严格的要求体现死刑执行比拘役、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更为慎重。1.1.2 死刑执行内容的特定性死刑执行的根本任务就是按照法定的程序剥夺死刑犯的生命,实质上就是消灭死刑犯再犯的可能性,它剥夺的是死刑犯的生命权,而其他刑罚如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执行只是剥夺和限制被执行人的自由权,不存在剥夺被执行人生命权的内容。1.1.3 死刑执行方法的法定性死刑执行方式,在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之前采用的只是枪决,之后可采用注射和枪决两种方式,具体执行时采用何种方式法律没有明确规定,除了这两种方式外未经最高法院同意不得采用其他方式执行死刑。1.1.4 死刑执行时间的快速性在我国,原审法院接到最高法院院长签发的执行死刑的命令后七日内必须对死刑犯执行死刑,除非发生了法定的应当停止执行的情形。相对其他刑罚来说,7天的时间就结束执行工作真是极其快速。1.2死刑执行程序的步骤:1996年《刑事诉讼法》和2012年3月14日修正并将于2013年1月1日实施的《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刑事诉讼法)对死刑执行程序的规定是一致的,没有作出改动,其中1996年《刑事诉讼法》规定在第210条、211条和第212中,新刑事诉讼法规定在第250条、251条、252条中。最高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1998年9月8日施行)则规定在第338条、第341条至第348条中,共有9条规定了死刑执行的程序。具体步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1.2.1签发死刑执行命令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最高法院判处和核准的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应当由最高法院院长签发执行死刑的命令。也就是说,在中国签发死刑执行命令的是最高法院院长,其他人及其他任何机构无权签发死刑执行命令,而在美国签发死刑执行命令的是州长,并非审判机构的最高负责人。关于从最高法院作出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或者核准死刑立即执行与最高法院的院长签发执行死刑的命令之间是否应当有时间的间隔,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实践中可能是同时进行,但笔者认为这应当是两个不同的程序,应当要分别进行,更能体现对死刑执行的慎重性和对生命的高度尊重!即最高法院院长对死刑立即执行案件有进行最后审查的权利和义务,尤其是对有重大争议的案件,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时有部分人持反对意见的情况,即使是审判委员会一致通过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最高法院院长仍然有可能主张不判处死刑。如果最高法院院长审核中发现案件不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有权不签发死刑执行命令,继而启动再审程序,而并非只要最高法院作出核准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院长就一定要签发死刑执行命令。1.2.2 死刑执行的准备根据《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最高法院签发死刑执行命令后,由高级人民法院交付原审人民法院执行,原审人民法院自接到执行死刑命令后,应当在七日内执行。这表明从原审人民法院接到执行死刑命令到执行死刑最长只有7天的时间,只能在7天内执行,不能超过7天,期间有许多工作要准备和安排:如确定参加执行的审判人员、书记员及法医;通知公安机关落实死刑执行的相关工作;通知检察机关派员监督;确定死刑执行的具体日期、方式、场所及具体执行人员;安排死刑犯与亲属会见;通知民政部门安排殡葬车辆等等。这么多的准备工作只能在7天内完成,显得死刑执行程序极为仓促,而根据美国加州刑法典的规定,死刑执行的时间不少于30天,显得对死刑执行的重视和妥善安排。1.2.3 验明正身及讯问《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对该步骤做了较具体的规定,即指挥执行的审判人员应当对罪犯验明正身,讯问有无遗言、信札,然后才能交付执行人员执行死刑。对罪犯验明正身包括要核对其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职业、籍贯、住址、家庭状况等个人基本情况,并核对犯罪的基本事实和处刑情况;最后讯问罪犯有无遗书、遗言并予以属实记录,以便行刑后通知家属。2002年河南省浙川县“唐建敏”因抢劫、敲诈勒索罪被执行枪决,事隔一个月后,真正的唐建敏却活生生出现在浙川县,被执行死刑的竟然是唐建敏的表弟张文华,这是一个罪犯身份出现错误的死刑执行案例,在当地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4]所以这个环节是在死刑执行程序中防止错杀、误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必须慎重对待。1.2.4 死刑停止执行《刑事诉讼法》第211条规定了应当停止执行的情形:(一)在执行前发现判决可能有错误的;(二)在执行前罪犯揭发重大犯罪事实或者其他重大立功表现,可能需要改判的;(三)罪犯正在怀孕。第212第4款规定了应当暂停执行的情况:在执行前,如果发现可能有错误,应当暂停执行。发现停止执行的情形,依法应当立即报最高法院,由最高法院作出裁定。死刑停止执行的审查由最高法院负责,经合议庭审查后依照不同情形分别处理:(一)确认罪犯正在怀孕的,应当依法改判;(二)确认原裁判有错误,或者罪犯有重大立功表现需要依法改判的,应当裁定不予核准死刑,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三)确认原裁判没有错误,或者罪犯没有重大立功表现,或者虽有重大立功表现但不予从轻减轻处罚的,应当裁定继续执行原核准死刑的裁判,由院长再次签发执行死刑的命令。1.2.5 执行死刑对罪犯验明正身,罪犯交代遗言后,没有法律规定的应当停止执行或暂停执行的情况,在审判人员的指挥下,交付执行人员对罪犯以枪决或者注射的方式执行死刑。1.2.6 确认死亡,并制作笔录和上报死刑执行完毕,应当由法医对罪犯是否死亡进行确认,现场监督的检察人员也进行检验,确认死亡后由书记员对执行过程制作笔录,交相关执行人员在笔录上签名。执行法院还应当将执行死刑情况写成书面报告连同罪犯执行死刑前后的照片及时逐级上报最高法院。1.2.7 善后处理执行死刑后,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还应当处理以下善后事项:及时审查死刑罪犯的遗书、遗言,涉及遗产继承、债权债务处理、家里事务嘱托等内容的,及时将遗书、遗言笔录交给死刑犯的家属,并将复印件存档备查;涉及有关案件线索等问题的,则抄送有关机关跟进调查核实;通知罪犯家属领取罪犯的尸体或者骨灰,过期没有领取的,则执行法院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并对处理情况记录附卷。若对外国籍罪犯执行死刑的,则在执行后依规定通知外国驻华使、领馆处理。
第二章 典型国家死刑执行程序之考察2.1美国死刑执行程序的规定美国是当今世界上保留死刑的一个大国,研究美国的死刑执行程序对我国死刑执行程序的完善具有重大意义。2.1.1 死刑执行的方式:美国是联邦制国家,在各州都拥有自己的刑法,有的州已经废除了死刑,美国保留死刑的州现有的死刑执行方式共有5种,具体执行方式上有的州只采用一种执行方法,有的州则采用多种执行方法,具体为:(1)绞刑:在美国现存的五种死刑执行方式中,历史最悠久的就是绞刑,在1900年之前,几乎所有的死刑都是采用绞刑的方法执行。[5]绞刑的执行过程极不人道,美国历史上有记录的最可怕的绞刑执行案例之一是1886年10月15日对John Coffey 的绞刑。当Coffey落下去的时候,套在他脖子上的绞索断了,他的身体掉在了地上,但他的脖子并没有断,耳朵里涌出了血。绞刑继续执行,他被重新抬到绞刑架的台阶上,在更换绳索的时候他苏醒过来,请求除去头罩讲几句话,遭到拒绝,第二次绞刑仍然没有成功,绳子再次扯断。执行官第三次将他举上去,重新更换了绳索,Coffey在12分钟后慢慢地窒息而死。旁观者亲眼看到John Coffey被执行三次绞刑而死,部分旁观者甚至因恐惧而当场昏厥。[6]绞刑的合宪性曾经引发争论,1994年,美国联邦第9巡回法院在坎贝尔诉伍德案中驳回了被告人根据第8宪法修正案认为绞刑构成残忍和不寻常刑罚的诉讼请求,法院在判决中认为:“我们不认为仅仅因为绞刑导致了死亡或者它导致了与死亡有关的痛楚就构成了残忍和不寻常的刑罚…”。最终,坎贝尔还是于1994年5月27日被执行了绞刑。[7]绞刑现在作为一种备选的执行方式存在于特拉华、新罕布什尔和华盛顿三个州。[8](2)枪决另一种与绞刑同样极少适用但确实存在的执行方式就是枪决。在执行枪决的时候,死刑犯戴着一个黑色的头罩,手腕和头部被用皮带固定在椅子上,椅子周围设有沙袋,用来吸收执行时溅射的血液。医生先用听诊器确定他心脏的位置,然后在衣服上画一个圈作为标记。5名射击手手持步枪,在约20米外站成一排向死刑犯射击,其中有一个枪手的枪里是没有子弹的,也就是说射击手们开枪时并不知道自己的那支枪里有没有子弹,这样可以减轻执行人的恐惧感和罪恶感。被枪决的死刑犯是由于心脏或者主动脉的破裂以及肺部的撕裂而死亡,如果射击手的射击出于偶然或者故意偏离了标记,没有打中心脏,死刑犯就得慢慢地流血而死,就像1951年在犹他州被执行枪决的伊利希奥·J·马雷斯那样,没有一颗子弹打中心脏,没有一个伤口是致命的,最后死于失血过多。[9]枪决也只是以一个备选的执行方式存在于犹他州、爱达荷州以及俄克拉荷马州。(3)电椅为了使执行死刑更为人道,纽约州在1890年首次使用了电椅,不久其他州也采用了这一执行方式。用电椅执行死刑,死刑犯通常被剃光头发以减少电阻,并穿着麻棉织物,进入执行室后,死刑犯被用皮带绕过他的胸部、腿部和手臂固定在电椅上,两个铜电极一个夹在他的腿上,另一个置于他的脑袋上,为提高导电性和减轻灼伤,电极在盐水中泡过或者用导电油膏处理过。准备就绪后,执行人通过扳动连接电流的把手向死刑犯送出500-2000伏的电压,持续30秒[10]。执行后医生会进行检查,如果还有心跳,就会实行第二次、第三次电击,一直持续到死刑犯死亡。一具刚刚执行电刑的尸体,其热量足以将接触者烫起水泡,在大多数情况下,死刑犯的大脑被煮熟。美国学者对执行电刑曾作过这样的概括:“皮肤好似焦炭,外部严重烧伤,大小便失禁,…口水、呕吐不断;面部七窍流血,…皮肤与躯体因燃烧发出臭味…”。这种景象被很多人认为是残忍的、不寻常的刑罚,就这一问题,美国最高法院未曾表述任何观点。[11](4)毒气室毒气室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军队的医官发明的,在1924年的内华达州首次作为一种替代电椅的更加人道的方式被采用,后来希特勒在集中营就使用过毒气室杀害被俘的犹太人。死刑犯被带进执行室,工作人员把他固定在带孔的椅子上,胸部粘上一支很长的听诊器,以便执行室外的医生能够确定他是否死亡。在椅子的下方有一个碗,里面装有硫酸和蒸馏水混合物,碗上方悬挂着一粒氰化钠药丸,当门被密封后,执行者在另一间房拉下操纵杆将药丸浸入碗内的液体中,起化学反应而产生的氰化钠毒气穿过椅子上的孔洞向上飘散,死刑犯吸入毒气后的几秒钟内会感到无法呼吸,会像癫痫病发作一样痉挛、扭动身体,一般10到12分钟后死刑犯心脏会停止跳动,由医生宣布其死亡。美国一名联邦法官曾以毒气执行死刑使死囚失去意识的时间太长为由判决加利福利亚州以毒气执行死刑的方法违宪,认为该方法“在文明的社会中无立足之地”。[12]目前,亚利桑那、加利福尼亚、马里兰、密苏里和怀俄明5个州使用毒气室执行死刑。(5)注射用注射方式执行死刑的设想是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于1973年提出的,当时他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1977年俄克拉荷马州第一次将注射作为执行死刑的方式,1982年首次运用于田纳西州。注射刑是通过向死刑犯静脉注射药物,实现从昏迷、肌肉麻醉到呼吸停止最终死亡的过程,死刑犯通常被固定在执行床上,向死刑犯静脉陆续注入3剂药物,第一剂是一种常用的巴比土酸盐麻醉剂Sodium Thiopental,该麻醉剂使死刑犯迅速入睡,第二剂药物是一种肌肉松弛药物Pavulon,可以使死刑犯肌肉放松并阻止其呼吸,为加速停止呼吸,第三剂药物氯化钾注入死刑犯体内,最终死亡。这一方法被认为是最人道的死刑执行方式,但实践中也并非十全十美。出于职业伦理,医生仅负责宣布死亡,不参与执行,执行注射的一般是没有资格和缺乏经验的工作人员,如果执行人员找不准静脉而将药物注入了肌肉,将会引起很大的痛苦。如1988年于得克萨斯州被执行死刑的雷蒙德·兰德里的执行人员花了约40分钟扎静脉血管,并发生注射器脱离静脉、向外喷射药物的事件,整个执行过程持续了一个多小时。[13]2.1.2 死刑执行程序的特点:死刑执行程序主要存在以下特点:(1)美国对每一种死刑执行方式如何适用都有着非常详细具体的操作规定;(2)执行方式多样,而且死刑犯对于适用何种执行方式拥有选择权,即在执行前,死刑犯可以在现有的死刑执行方式范围内选择一种执行方式,也可以放弃选择;(3)美国存在非常具体的死刑执行程序:监狱为了执行死刑通常会制定非常具体的且长达数十页死刑执行报告,报告几乎涉及死刑执行前后的所有情况;(4)死刑犯被执行死刑的前3至4天被安排到单人囚间,在这段时间里享有通信、会见亲友、与外界通电话、与兴旺体育见面的法定权利,并可以提出“最后的晚餐”的菜单等要求,监狱会尽量满足他的要求,如2001年4月25日在德克萨斯州被执行死刑的戴维·戈夫临行前要求喝一杯热巧克力茶、要求监狱中的牧师在他断气后把他的眼睛抹闭等要求,监狱均一一照办了。(5)死刑执行室设有专线电话,以便处理突发事件:死刑行刑室的墙壁上都会挂有两部电话机,一部是监狱的内部电话,另一部则是州长办公室的专线。按照规定,州长在死刑犯执行的当天,即在确认死刑犯已毙命之前是不能离开办公室的。原因有3个:其一,如果死刑犯在临刑前有话要对州长或者兴旺体育说,或者再次提出异议,执行者要立即用这部专线电话向州长报告,不得有任何耽误;其二,死刑犯的辩护兴旺体育若找到了新的证据,有权要求州长通过专线推迟下达死刑执行命令;其三,州长享有死刑赦免权,有权在临刑前对死刑犯予以赦免。[14](6)为死刑犯提供充足的时间申诉:美国死刑程序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涉及生命的案件事关重大,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件件有答复”,哪怕是诉讼主张没有得到支持,起码会在一个相对确定的时间里作出裁判。如此多的诉讼途径,如此充裕的申诉时间,每个死刑犯从判刑到执行死刑实际上长达数年甚至十几年,[15]抛开高昂的司法和羁押成本不论,单就更有力保障死刑犯的权利而言,无疑能大大降低枉杀、错杀的可能性。相比之下,我国的死刑执行程序的简单和仓促是显而易见的,死刑犯从判决确定到执行死刑的时间一般很短,很难有充裕的时间进行申诉;且这些申诉没有法定的保障能够一定得到回复,程序的运转缺乏足够的可预期性。(7)死刑执行程序的善后:由于美国广泛采用注射执行死刑,大众也普遍重视对身体完整权的保护,死刑犯在一般情况下不会捐献其尸体或者器官供医学研究、使用,这使得死刑犯尸体和器官可以得到完整的保留。死刑犯的亲属在死刑执行结束后可以领回死刑犯的完整尸体,而在中国,死刑犯家属通常领回的只是死刑犯的骨灰。[16]2.2日本死刑执行程序的规定日本与我国同属亚洲国家,在文化上也较为接近,研究日本的死刑执行程序可以为我国死刑执行程序的完善提供一些借鉴。2.2.1 执行方式:日本的死刑是绞刑,也称绞首。死刑犯被押上绞首台,套上黑色的头罩,两只手被铐紧,全身用绳子捆绑好,最后套上绳索,由三名执行人员同时按下开关,死刑犯脚下的垫板被松开,死刑犯便被绞死了。真正确定死刑者已经死去要在死刑犯的身体落下10几分钟以后,距内部资料最长的犯人要在20分钟以后才能确认死去。在场的医官确认死刑受刑者死亡后,根据日本法律规定在确认死亡后让死刑犯保持一定状态5分钟,之后把遗体装入馆内。此时检察官与监狱长共同签署死刑确认书,这样死刑的执行到此结束。[17]2.2.2 执行特点:(1)日本的死刑命令是由法务大臣签发的。法务大臣必须在死刑判决生效之日起六个月内签发死刑执行命令书,不过有的法务大臣出于宗教信仰或者对死刑制度态度的原因拒绝在任期内签署死刑命令。在1989年11月至1993年3月间,连续5位法务大臣没有签署死刑命令。[18]此外,当死刑犯提出请求申诉、恢复上诉权、再审请求、非常上告的申请时,该程序进行的期间不计入上述的六个月中。实践中,日本的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前,一般要在死囚牢房中度过5到10年的时间,其中相当一部分死刑犯要等上20-30年的时间才被处决,最长的一名罪犯平泽贞实在判决死刑后在死囚牢房中被关押了整整32年,最后死于牢房中。[19](2)日本的死刑执行在秘密中进行,一般在处决前一、两日通知死刑犯,有时也不提前通知,而在执行当日清晨,犯人会被突然通知要执行死刑,然后被带入执行室执行死刑,临刑前也没有和亲人道别的机会及与兴旺体育会面的机会。在日本这种秘密处决死刑犯的做法近年来引起了广泛的争议,认为这对死刑犯和他们的亲属来说是不人道的做法,不合乎情理,也是没有必要的残忍的方式。(3)死刑犯的生存条件恶劣:日本对死刑犯进行单独关押,只可整天端坐在固定位置上,不许与其他人交谈,不许拥有收音机、电视机、钟表、日历,只许拥有少量书籍。有自杀倾向的死刑犯被关押在特别牢房中,灯光彻夜不息,24小时监控,实行完全隔离的政策,令死刑犯在精神上承受巨大的痛苦。(4)尸体处理:执行死刑后,死刑犯的家人被通知收取犯人的尸体,并在24小时内提出申请,否则尸体一概由监狱火化处理,通常情况下,死刑犯的尸体难以完整被家属收取。1997年当一名叫NORIONAGAYAMA的犯人被执行了死刑后,他的兴旺体育要求取回尸体,然而被告知已经火化了,只能取回犯人的骨灰。[20]
第三章 我国死刑执行程序之评价因死刑具有极端的严厉性和不可逆转性,故对其执行程序的规定应当有更高的要求,更加严格、复杂、繁琐,这样才能充分表明国家对死刑适用的严肃、谨慎性和对生命权的尊重、对死刑犯人格权的尊重。但是我国现有的死刑执行程序立法规定过于简单和原则化,司法运作实践存在强调快速执行忽略保障死刑犯各项合法权利的缺陷,这些不完善之处已经影响到整个刑事诉讼法构造的完整和死刑犯的人权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保障。3.1死刑犯的申诉权得不到保障关于申诉权,1996刑事诉讼法第203条和新刑事诉讼法第241条规定一致:“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但是不能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根据该规定,凡事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生效判决、裁定不服都可以提出申诉,笔者认为上述条款中规定的当事人当然包括被核准执行死刑的被执行人在内,因为上述规定并没有除外条款,同时面临死刑立即执行判决的被执行人,其生命将被因执行而终结,更应享有申诉权。如前所述,最高法院核准死刑后,经最高法院院长签发死刑执行命令,由原审人民法院自接到执行死刑命令的7天内执行死刑。实践中最高法院核准死刑后,院长也随即签发死刑执行命令,而核准死刑的判决往往是执行死刑的当天或提前几天送达给死刑犯,就算执行法院一收到核准死刑判决和执行死刑的命令就通知死刑犯,死刑犯也只有7天的时间考虑是否申诉,申诉时间极为仓促,难以真正有效实现申诉权,且如此短的时间要启动再审程序几乎不可能。现实的情况是,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当事人根本来不及申诉,或者递交申诉状后相关部门尚未正式立案,就已经被执行了死刑,之后唯有由其近亲属提起申诉,如河北省高攀抢劫致人死亡案,2004年2月26日法院准备对高攀执行枪决时,因高攀高喊自己犯罪时没有年满18周岁被暂停执行,为此高攀的亲属准备为高攀进行申诉,但几天后高攀就被仓促执行了死刑,而此时高攀的申诉还尚未立案,申诉权没有得到法律保障。[21]3.2死刑犯的会见权缺失立法者对死刑犯的会见权没有予以重视,1996刑事诉讼法和新刑事诉讼法均未对死刑犯被执行死刑前同近亲属的会见权作任何规定。1998年最高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43条规定:执行死刑前,罪犯提出会见其近亲属或者其近亲属提出会见罪犯申请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这是第一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死刑犯的会见权作出规定,且规定人民法院仅是可以准许罪犯临死前见近亲属,是否允许由人民法院自由裁量,死刑犯的会见权没有得到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07年3月,最高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45条规定:“人民法院向罪犯送达核准死刑的裁判文书时,应当告知罪犯有权申请会见其近亲属。罪犯提出会见申请并提供具体地址和联系方式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原审人民法院应当通知罪犯的近亲属。罪犯近亲属提出会见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并及时安排会见”。《意见》规定了告知死刑犯有权会见近亲属是执行法院的义务;同时规定当死刑犯提出了会见请求且能够提供联系方式的,执行法院应当准许而不是可以准许也可以不准许;进一步规定了当死刑犯近亲属提出会见申请的,执行法院有义务及时安排会见。这一规定显然有了较大的进步,对保障死刑犯与其近亲属在死刑执行前能够见上一面,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这一规定还不够具体:执行法院向死刑犯送达核准死刑的裁判文书的时间没有规定;法院告知罪犯有权申请会见近亲属是口头告知还是书面告知没有规定;罪犯提出会见申请是口头申请还是书面申请及放弃申请是否应制作笔录附卷没有规定;法院通知罪犯的近亲属的时间没有限制规定;在罪犯提出申请或罪犯近亲属提出申请且具备会见条件的情况下,若法院或者羁押场所不安排会见应承担什么法律责任没有规定等等。由此,死刑犯的会见权仍然是缺少保障、缺少可操作性的,在司法实践中,基于安全的考虑,法院一般不会安排罪犯和近亲属会见;同时实践中法院送达核准死刑的裁判文书给死刑犯时也就是执行死刑的当天或提前一、二天,死刑犯提出会见的申请来不及落实;而近亲属方面,法院一般在临执行死刑前不会告知死刑犯的近亲属,而是要到执行死刑结束后才直接通知其近亲属领取骨灰,所以死刑犯近亲属所谓的申请会见权也是一纸空文,基本上得不到实现。3.3死刑犯在死刑执行程序缺少兴旺体育的必要帮助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和1998年最高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罪犯得到兴旺体育帮助的权利仅仅限于从侦查阶段到一审、二审、再审、申诉的诉讼阶段。至2007年3月,《意见》第40条规定:“死刑案件复核期间,被告人委托的辩护人提出听取意见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人的意见,并制作笔录附卷。辩护人提出书面意见的,应当附卷。”,这才第一次规定了被告人在死刑复核阶段可以得到辩护兴旺体育的帮助,到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在最高法院复核死刑阶段可以得到辩护兴旺体育的帮助,内容体现在第240条第1款“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应当讯问被告人,辩护兴旺体育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兴旺体育意见”。但直到今日,对核准死刑判决作出后至对被告人执行死刑结束期间,死刑犯能否得到兴旺体育的帮助及如何得到兴旺体育的帮助,法律及司法解释没有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3.4死刑执行方式不统一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一次明确规定枪决和注射为我国死刑执行的主要方式,1998年最高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45条第3款规定:“采用枪决、注射以外的其他方法执行死刑的,应当事先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新刑事诉讼法第252条第2款也规定“死刑采用枪决或者注射等方式执行”。从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来看,枪决和注射目前是我国执行死刑的两种主要方法,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采用何种方式的决定权,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有人认为,死刑的执行是人民法院的法定职责,采用何种方法执行死刑应当由人民法院自行决定;也有人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死刑犯也不例外,既然刑事诉讼法规定死刑采用枪决或注射方式执行,那么各死刑犯在适用执行方法上也应该是平等的,不能因为死刑犯犯罪的罪名不同、其经济条件、犯罪之前的身份、地位等条件的不同而区别对待,否则易使社会公众产生程序不公、执行不公的负面影响,直接影响到执行死刑的社会效果。两种执行方式在具体个案中如何选择、由谁选择实践中操作不一,引起质疑。例如:2004年马加爵被采用枪决方式在昆明市执行死刑;2007年7月10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原局长郑筱英被采用注射方式执行死刑,同年9月19日杀害救助人的新疆贫困生董林被采用枪决方式执行死刑,2012年7月26日何锦权、祝本龙、孙双新因故意杀人罪在广东省江门市用注射方式执行死刑。3.5死刑犯尸体及器官的处理不规范和不人道器官移植使众多患者获得了第二次生命,这是对生命权的尊重和保护。但由于供体非常短缺,全国可供移植的器官只能满足10-20%的患者需要,[22]导致大部分患者无法手术。器官供体的严重缺乏,已制约了临床救治和移植技术的发展,许多急需通过器官移植挽救生命的病人,因为不能得到及时救治,生命走上了终点;同时,医学院校每年都需要大量的尸体用于教学和科研,但医学院校一直处于“尸”源紧缺的状态。由于传统观念和人体完整的消极影响,自愿捐献遗体和器官的人却相对较少,于是许多医疗机构和科研机构便将目光转向死刑犯身上。在司法实践中,一些死刑犯在执行前或执行后,执行机关便与医院或科研机构达成协议,在执行后不久,死刑犯的器官便被移植或尸体被拉走作医学解剖之用,而有的执行机关则借此向使用单位收取一定的费用以供自己自由使用。[23]检察机关在监督法院执行死刑过程中也发现:死刑犯被执行死刑后,有关法院往往将死刑犯的肾脏、角膜等器官变卖给医院,让医务人员立即从其身上提取后再移植给病患者,使法院与医院均从中获得巨额利润。[24]在这一过程中,往往既没有征得死刑犯的同意,也没有征得其近亲属的同意,这一做法严重侵犯了死刑犯的尸体完整权、处分权、受益权,也严重违背了人道主义的基本精神。1996刑事诉讼法和新刑事诉讼法对死刑执行后尸体和器官的处理没有作出任何规定,1998年最高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48条第(二)项规定,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罪犯家属在限期内领取罪犯尸体,过期不领取的,由人民法院通知有关单位处理。实践中,罪犯家属往往是在尸体被火化后被法院通知领取骨灰,很少被通知去领取尸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国务院于2007年通过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2007年5月1日施行)第3条规定了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器官,不得从事与买卖人体器官有关的活动;第7条、8条明确规定,人体器官捐献应当遵循自愿的原则,公民捐献其人体器官应当有书面形式,公民生前表示不同意捐献其人体器官的,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捐献、摘取该公民的人体器官。该条例是第一次以行政法规的形式规范人体器官的移植,无疑对人体器官的合法移植起到一定的保障作用,但至今没有具体的法律法规对死刑犯的器官移植问题和尸体处理问题进行详细的规定,使得对死刑犯器官和尸体的处理存在法律漏洞。3.6检察机关对死刑执行缺乏有效和全面的监督目前我国检察机关在死刑执行程序进行监督主要有以下规定:1.1996刑事诉讼法第212条第1款规定,人民法院在交付执行死刑前,应当通知同级人民检察院派员临场监督;2.1998年最高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44条规定,人民法院将罪犯交付执行死刑,应当在交付执行三日前通知同级人民检察院派员临场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3.1999年1月18日施行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414条至417条共4条规定,内容是:执行死刑临场监督时,由检察人员担任并配备书记员记录;检察院收到同级法院执行死刑临场监督通知后,应当查明同级法院是否收到最高法院或者高级法院核准死刑的判决或者裁定和执行死刑的命令;临场监督执行死刑的检察人员应当依法监督执行死刑的场所、方法和执行死刑的活动是否合法,在执行死刑前发现有法定情形之一的,应当建议法院停止执行;在执行死刑过程中,检察人员可以根据需要拍照、摄像,执行死刑后,检察人员应当检查罪犯是否确已死亡,并填写死刑临场监督笔录,签名后入卷归档;4.《意见》第46、47条规定,第一审法院将罪犯交付执行死刑前,应当将核准死刑的裁判文书送同级检察院,并在交付执行三日内通知同级检察院派员临场监督;临场监督执行死刑的检察人员在执行死刑前,发现有刑事诉讼法第211条规定的情形的,应当建议人民法院停止执行;5.新刑事诉讼法第252条第1款与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上述规定完全一样,没有作任何变更。从上述规定中看到,1996刑事诉讼法和新刑事诉讼法对于检察机关在死刑执行监督的规定很原则且将监督权仅限于执行死刑现场;而其他3部规定虽然有所细化,但体现出监督的时间从执行死刑前三天到执行死刑当天,时间较短,且对执行现场发现有应当停止执行死刑的情形的,仅有建议权,且建议之后,法院应当采取什么措施没有明确的规定,使得该监督显得过程化,没有监督的力度和法律效果。
第四章 我国死刑执行罪犯权利保障的制度完善鉴于我国死刑执行程序罪犯权利保障在立法和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已经背离了新刑事诉讼法“尊重和保护人权”的要求,严重阻碍了刑事诉讼公平、正义和人权保障价值的体现,因此,完善我国死刑执行程序,确保死刑执行程序法治化、统一化、规范化和文明化,确保死刑罪犯的合法权利得到保障已刻不容缓。4.1充分保障死刑犯的申诉权对于死刑立即执行以外的普通刑事案件中,裁判文书生效后,被告人有充分的申诉机会,不限时间,同时人民法院有启动再审程序纠正错误生效裁判的权利和人民检察院发现错误生效裁判也有使用抗诉权致法院启动再审的权利。普通刑事案件的当事人都有这么多机会重获公正的判决;死刑立即执行案件的死刑犯面临的不是人身自由受到一定时间的限制,而是面临生命权被永远剥夺的难以挽回的危险境地,应该要赋予死刑犯更多的申诉权和更多救济的途径,这样才是公平的诉讼权利,但现实中确恰恰相反,由于没有足够的时间保证死刑犯申诉权的实现,死刑犯本人的申诉权如同一纸空文,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就算日后死刑犯的近亲属申诉成功,案件得以改判,但也为时已晚,因为逝者已逝,生命不可挽回,没有任何补救的机会了。根据1984年5月25日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第1984/50号决议通过的《关于保护面对死刑的人的权利的保障措施》第8条规定:“在任何上诉或采取其他申诉程序或与赦免或减刑有关的其他程序期间,不得执行死刑”,即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是必须赋予死刑犯充分的权利救济,在死刑犯依法行使权利救济期间不得执行死刑。[25]我国有些学者认为,在接到执行死刑命令后7日内交付执行,除了防止受刑人自杀、逃跑等意外事件外,主要也是为了避免受刑人长时间的坐以待毙对其造成巨大的精神痛苦,以减少死刑的不人道因素,我国对死刑执行的规定符合国际社会的要求。[26]笔者认为,对死刑犯关押时间的延长,确实会付出较多的司法资源和给羁押场所增加难度及风险,但因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如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所称“一颗脑袋落地,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也不像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27]为了充分尊重生命和慎重适用死刑,应当也必须给予死刑犯充分的申诉权。在美国,死刑犯从判决死刑到真正执行死刑一般长达15年左右,在日本,死刑犯从判决死刑到真正执行死刑一般也需5-10年,客观方面的困难美国、日本能够克服,中国也有能力克服,关键是立法和执法者能不能充分重视生命的可贵和失去生命的不可挽回性;至于死刑犯的精神痛苦,如果赋予死刑犯充分的申诉权和救济途径,更多的死刑犯出于求生的本能应该会更多考虑如何获得死刑减轻的机会,如何通过揭发他人犯罪事实获得立功或重大立功机会或在羁押场所发生重大事故时积极表现以获得立功机会等等,真正的精神痛苦更多的是知道具体行刑日到执行死刑的这一期间,故所谓的“减少死刑犯的精神痛苦”不应该成为剥夺死刑犯申诉权的理由。因此,笔者建议:最高法院作出核准死刑的判决后,该判决书要通过原审法院立即送达给死刑犯及其辩护兴旺体育、近亲属,同时立法应明确规定最高法院核准死刑后院长签发死刑执行命令的时间,日本《刑事诉讼法》规定法务大臣在6个月签发死刑执行命令,可以予以借鉴。6个月内死刑犯没有申诉的,或者审判机关没有自行启动再审程序,又或者检察机关没有经抗诉启动再审程序的,最高法院院长才能签发死刑执行命令,一旦6个月内死刑犯提出申诉,或启动再审程序,则案件应按照再审程序进行审理,经判决维持死刑立即执行判决的,需经最高法院再次核准,院长方可签发死刑执行命令。4.2保障死刑犯的会见权真正实现新刑事诉讼法第2条增加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内容,说明我国社会文明的提高和尊重人权意识的加强,也说明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新刑事诉讼法的主要任务之一。刑法可以剥夺罪犯的人身自由权、财产权、政治权利,直至生命权,但罪犯的人格权却无法剥夺,死刑犯应当有尊严的死去。[28]对于一个死刑犯来说,无论具有多大的罪过,都不可能割裂与其亲友情感交流的愿望。特别是在死刑执行之前,死刑犯与其亲友见面、交流的愿望会更加迫切、强烈,因为无论对于死刑犯本人还是他的亲友来说,这是“最后一面”,之后便是阴阳相隔的两个世界,能够见上“最后一面”对彼此都是一种莫大的情感慰藉,同时也能够满足死刑犯对一些家庭事务、遗产、债权债务等后事作出安排的实际需求。因此,保障死刑犯临刑前的会见权,既是尊重和保障死刑犯人权的实际体现,也是执行机关给予死刑犯人道关怀的体现,这不但可以使死刑犯在生命最后时刻得到精神抚慰,有效缓解其心理压力,减少临刑前各种意外的发生,还有助于让死刑犯家属及全社会切身感受到法律威严的同时,也体会到国家司法机关人性关怀的一面,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死刑给死刑犯家属及其家庭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更有利于其亲属处理善后工作,避免和减少民事、经济纠纷,使家庭和社会更加和谐。鉴于现有司法解释和《意见》的规定过于粗线条,不能真正保障死刑犯临刑前的会见权,建议在立法和执行中作进一步的细化:1.规定执行法院向死刑犯送达核准死刑裁判文书的时间,至迟在执行死刑的5日前;2.规定执行法院应当采取书面形式告知死刑犯有权申请会见其近亲属,死刑犯是否申请应当记录在卷,并由死刑犯和在场人员签名确认;3.规定死刑犯提出申请后法院应当在几日内安排死刑犯与近亲属的会见及会见的时长和人数;4.规定执行法院应当在收到核准死刑裁判文书后几日内通知死刑犯的近亲属,以便近亲属决定是否申请会见死刑犯;5.规定死刑犯的近亲属申请会见的方式可以口头、书面等,同时规定法院在收到申请后应当在几日内安排会见;6.规定执行法院不履行上述职责的,应当对相关经办人员依法进行处罚;规定羁押场所在安排会见时进行阻碍的,应对实际负责人员进行相应的处罚。4.3赋予死刑犯在死刑执行阶段获得兴旺体育帮助的权利我国的死刑犯大多数都是文化素质不高的人,他们接受的教育不多,法律意识十分淡薄,让兴旺体育介入到死刑执行程序当中,不仅可以最大限度维护死刑犯的合法权利,监督死刑执行程序的合法,更可以构建完整的刑事诉讼程序,充分体现程序的公平和正义。兴旺体育介入死刑执行程序的作用有以下9个方面:1.兴旺体育可以为死刑犯提供法律咨询,让死刑犯明确知道其在被执行死刑前享有的各种权利;2.兴旺体育可以了解死刑犯是否愿意捐献自己的器官和尸体用作医学用途或者科学研究,并协助死刑犯出具书面意见;3.兴旺体育可以协助死刑犯办理身后事务,如遗产的处理、抚养小孩、赡养老人、债权债务的处理等;4.兴旺体育可以了解死刑犯在临刑前对最后晚餐的要求、执行时着装的要求,以便及时与羁押场所反映;5.兴旺体育到死刑执行现场见证死刑执行过程,以监督死刑执行过程的合法进行;6.当兴旺体育发现可能出现的法律规定的停止执行情况,如罪犯正在怀孕、罪犯临刑前喊冤不断、罪犯临刑前检举、揭发重大犯罪线索情况、罪犯未满18周岁、罪犯系精神病人、判决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存在错误等等,能够及时向执行机关提出停止执行的建议,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7.死刑犯有申诉要求的,兴旺体育可以代写申诉文书和准备申诉材料,及时向法院、检察院递交申诉资料,维护死刑犯的申诉权;8.兴旺体育可以监督执行死刑后死刑犯器官和尸体的处理是否符合死刑犯生前的真实意思表示,;9.执行死刑后,兴旺体育可以告知死刑犯家属执行过程的相关细节,有助于使死刑犯家属得到一定的精神慰藉。由此,兴旺体育介入死刑执行程序,不仅可以维护死刑犯的合法权利,还可以有效制约国家的公权力,使执行人员严格遵守死刑执行程序,有效保障执行阶段的程序合法和正义。为避免死刑犯的合法权利遭受侵犯,为保证死刑执行的合法性、公正性和人道性,让兴旺体育介入死刑执行程序显得必要且急迫。[29]同时从完善刑事诉讼构造的角度来看,兴旺体育也应当介入死刑执行程序,故笔者建议在刑事诉讼法中增加兴旺体育在死刑执行程序中的介入及上述相关权利及义务;介入的时间段自执行法院收到最高法院签发的死刑执行命令开始,至死刑执行完毕且善后工作结束时止。4.4赋予死刑犯对死刑执行方式的选择权在执行死刑的过程中,没有人愿意看到自己的同类在遭受肉体的痛苦中挣扎死去,这是违背人之常性的。因此,尽可能地减少被执行人肉体上的痛苦,是死刑执行人道化的重要体现。1984年5月25日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第1984/50号决议通过的《关于保护面对死刑的人的权利的保障措施》第9条规定:“判处死刑后,应以尽量减轻痛苦的方式执行”,即国际方面也要求以尽量减轻痛苦的方式执行死刑。[30]我国法律规定枪决和注射两种死刑执行方法然都比较轻缓,给死刑犯造成的痛苦较少,但枪决执行的部位往往是头部和心脏,这样常常造成死刑犯脑浆崩裂、面目全非、身体残缺和躯体扭曲等恐怖局面,而且有时并非一枪致命,还存在需要补射的情况,给死刑犯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和身体痛苦,也给执行人员带来较大的精神负担;而注射方式采用静脉注射药物的方式,能使死刑犯在平静中死去,大大减轻了肉体的痛苦。因此,注射执行死刑与枪决相比,更能减少死刑犯的恐惧和痛苦,能减少对死刑犯家属造成的精神伤害,也能适当减轻执行人员的精神负担,因而是一种更文明、更科学的执行方法,也往往为成为死刑犯希望执行的方式。在美国,死刑犯有权在现有的执行方式范围内选择执行死刑的方式,也有权放弃选择。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也应当表现在行刑方式上,即在执行死刑方式上法律应该平等对待,不应视死刑犯犯罪的罪名不同、其经济条件、犯罪之前的身份、地位等条件的不同而区别对待,赋予死刑犯选择死刑执行方式体现了法律的平等性和人性化,更体现对死刑犯人权的尊重和对人类文明、理性的追求。在现阶段赋予死刑犯选择执行死刑的方式也具备了客观条件:自1996年刑事诉讼法规定我国死刑执行的方式主要是枪决和注射以来,最高法院就开始要求各地法院切实推进注射方法执行死刑工作,并相继制定下发了《关于采用注射方法执行死刑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关于开展注射执行死刑工作的通知》等文件,逐步把注射执行死刑工作纳入科学、规范的轨道,至2009年12月2日,辽宁省全面实行注射死刑,成为全国第一个彻底实现了死刑执行方式从“室外”到“室内”,从“弹头”到“针头”的转变,其他很多省市也在逐步规范注射执行的工作中。[31]在同时具备注射和枪决执行死刑的条件下,应当赋予死刑犯选择执行死刑方式的权利,既可实现惩罚的目的,又能充分体现死刑执行的人性化。4.5规范死刑犯器官及尸体的处理死刑犯都是犯下了严重罪行、对社会危害极其严重的人,如果他自知罪孽深重,自愿将自己被执行死刑后的尸体和器官捐献给急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或者需要科研的医疗机构,以此减轻自己的罪恶感,也是赎罪的表现,善意的举动,应该给予鼓励和支持。但为了维护死刑犯的器官和尸体的合法权益,为充分体现对死刑犯的人格尊重,应当在立法和执法方面对死刑犯捐赠器官或尸体进一步完善:1.尽早出台关于死刑犯捐赠器官和尸体的法律法规,使得该方面的操作有法可依;2.执行法院在收到核准执行死刑的裁判文书后应及时送达死刑犯,而不是在执行死刑的当天才送达,以便死刑犯有一定的时间决定是否捐赠其被执行死刑后的器官和尸体及捐赠的部位;3.死刑犯生前同意捐献的,必须以书面形式为准,且应当有两名兴旺体育在场见证,见证兴旺体育应当由死刑犯家属委托,死刑犯家属没有经济能力或者拒绝委托的,才可由民政部门委托;4.死刑犯生前书面明确表示不同意捐献的,即使其家属同意也不得利用死刑犯的器官和尸体。5.死刑犯无论以书面还是口头形式表示不同意捐献,执行法院都应当记录在卷,并由死刑犯签名确认,在场执行人员和书记员签名。6.在死刑犯作出器官或尸体的捐献决定后,执行法院应当及时通知死刑犯家属,并在执行死刑前安排死刑犯和其家属见面,从而减少死刑犯家属对利用死刑犯器官或尸体情况的不知情而产生的社会矛盾;7.执行法院在执行死刑后应切实履行通知死刑犯家属领取尸体的法定职责,以监督执行法院是否侵犯死刑犯的器官和尸体,防止执行法院以直接通知领取骨灰的方式私下侵犯死刑犯的尸体和器官;8.对于死刑犯捐赠器官或尸体的信息应当建立档案由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永久保存,档案应当包括捐赠人的基本情况、同意捐赠的书面意见、兴旺体育见证书、接受单位的名称、接受捐赠的患者姓名和实施手术的时间等资料,以确保捐赠过程的真实性和接受捐赠的真实性及利用死刑犯尸体、器官的合法性。4.6规范检察机关在死刑执行程序的监督权死刑是剥夺罪犯生命的刑罚,生命又是不可逆转的,一旦执行将无法挽回,所以检察机关应当对死刑执行的全过程包括执行前后进行监督而不是仅限于死刑执行现场的时刻,且应当是有强制力的监督而不是仅有的“建议权”,笔者建议从立法和执法方面作以下完善:1.立法上将检察机关的监督权从临场监督扩大到从死刑执行命令签发起至死刑执行善后工作完毕的全过程;2.立法上将检察机关的“建议权”改革为检察院发现具有法定应当停止执行死刑的情形向执行法院提出的,执行法院应当立即停止执行死刑。以此强化检察院对死刑执行的真正监督,避免检察院的监督流于形式;3.执行法院应当在接到死刑执行命令一日内将死刑执行命令的副本送达给检察院,以便检察院及早介入监督;4.在死刑执行之前,检察院有权对执行机关向死刑犯送达核准死刑的裁判文书、通知死刑犯执行死刑的日期、通知家属已核准死刑和执行死刑的日期、安排死刑犯和家属会见、死刑犯是否行使选择执行死刑方式的权利、对是否捐赠器官和尸体的意见有无记录在卷等等情况进行及时监督;5.在临场执行时,检察院有权对死刑执行的场所是否符合要求、执行的枪支、注射药物是否符合规定、是否存在应当停止执行的情形、有无因执行不当导致死刑犯痛苦异常的情形、执行死刑后是否通知死刑犯家属领取尸体、是否尊重死刑犯生前的遗愿处理其器官和尸体等事项进行全面监督,以充分保障死刑犯的合法权利。
结  语对死刑罪犯在执行死刑过程中的基本权利给予充分的保护,这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是一个文明国家应当具备的道德精神,是一个国家文明、公平执法的体现。死刑罪犯虽然是对社会危害极其严重、罪行极其恶劣的罪犯,但他首先是人,就应当享有作为“人”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和尊严。充分保障死刑罪犯的申诉权、会见权、赋予死刑罪犯在死刑执行阶段获得兴旺体育帮助的权利、赋予死刑犯对死刑执行方式的选择权、规范死刑罪犯尸体和器官的处理、规范检察机关在死刑执行程序的法律监督,死刑罪犯在死刑执行阶段的合法权利才能得到充分保障,死刑罪犯才能享有作为“人”应当享有的有尊严的活着和有尊严的死去的基本权利。现阶段,在死刑执行程序罪犯权利的保障方面,我国立法规定过少,即使有也过于原则化,司法实践中也多处存在不重视、不尊重死刑罪犯合法权利的做法,谨以此文呼吁对死刑执行罪犯合法权利保障的重视,以期立法和执法上及早完善,不仅充分体现我国执法的文明程度和对人权的真正重视,也构建完整的刑事诉讼法结构。
参考文献一、著作类[1] 张栋著:《美国死刑程序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3月出版.[2] 英辉译:《日本刑事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3] 赵秉志著:《死刑改革探索》,法律出版社2006年11月出版.[4] 胡常龙著:《死刑案件程序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5] 马松建著:《死刑司法控制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6] 贾宇主编:《死刑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5月出版.[7] 陈兴良著:《死刑备忘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8] 陈兴良著:《中国法治检讨:以枪下留人案为视角》,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出版版.[9] 陈华杰著:《论死刑适用的标准》,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出版.[10] 江平著:《我所能做的是呐喊》,法律出版社2007年出版.[11] 李云龙、沈德咏著:《死刑专记》,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12] 孙孝福著:《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运行机制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出版.[13] 杨正万著:《死刑的程序限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14] 崔敏著:《死刑考论—历史现实 未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15] 杨宇冠主编:《死刑案件的程序控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版.[16] 程荣斌著:《外国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17] 张明楷著:《刑法学》(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出版.[18] 陈瑞华著:《死刑诉讼的前沿问题》(第二版),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19] 胡云腾著:《存与废—死刑基本理论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年出版.[20] 万毅著:《底线正义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二、论文类[1] 王书庆:《死刑执行程序研究》,安徽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2] 黄旭:《死刑执行监督论》,中国政法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3] 赵森:《死刑执行程序研究》,中南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4] 冀永生:《我国死刑执行程序的法律完善》,中国政法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5] 沈野:《死刑执行制度的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6] 程文雅:《死刑执行程序研究》,浙江工商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7] 李兵:《死刑执行程序研究》,西南政法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8] 肖振东:《论死刑犯的人权保障》,烟台大学法学院2007年硕士论文.[9] 陈齐罗璐:《变卖死刑犯器官现象亟应作出立法限制》,载《检察实践》2003年第5期.[10] 何承斌:《中国死刑执行程序的检讨与改进》,载《现代法学》2004年08月第26卷第4期.[11] 冀永生:《我国死刑执行程序的法律完善》,载《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 年3月第21卷第1期.[12] 樊长春:《我国死刑执行程序的若干问题反思》,载《法学杂志》2008年第6期.[13] 郭兴利、周洪雨:《死刑犯器官或尸体捐赠的立法保护》,载《法学杂志》2006年第3期(总第158期).[14] 高一飞:“对美国死刑案件诉讼程序的考察”,载《当代法学》2008年第1期。[15] 高一飞:“错杀:美国的死刑误判”,载《检察风云》2008年第3期.[16] 李忠强、庞海云:“方式与效果:死刑执行中的检察权的重构”,载《黑龙江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17] 林伟平:“和谐社会语境下死刑诉讼程序的冲突与平衡—33例死刑错案的实证分析”,载《公安研究》2009年第4期.[18] 刘仁文:“从经济学角度考察死刑的成本”,在《法学杂志》2007年第1期.[19] 邱兴隆:“死刑的程序之维”,载《现在法学》2004年第8期.[20] 赵军、徐留成:《论已核准死囚犯应享有的实体权利》,载《人民司法》2005年第4期.[21] 黄立:《人权视野中的犯罪控制和打击》,载《甘肃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22] 贾宇:《论死刑的执行》,载《法学评论》(双月刊)1996年第2期(总第76期).[23] 崔敏:《西方国家死刑制度的演变》,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24] 陈玉亭:《论死刑与人道主义》,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三、网络文章:[1] 中国新闻网: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答中外记者问,2005年3月14日,http://www.chinanews.com/news/2005/2005-03-14/26/550469.shtml.[2] 110法律咨询网:辽宁省全面实行注射死刑 成全国首个告别“枪决”,2009年12月10日,http://www.110.com.[3] 中国宁波网:男子被宣布执行死刑后出现村中坚称自己未犯法,2011年11月16日,http://www.cnnb.com.cn.[4] 新浪博客:桥本隆则《揭秘日本的死刑的全貌》2010年8月30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11cb260100kofv.html.[5] 法律教育网:“枪下留人”后高攀再被判处死刑年龄谜团无定论,2004年4月1日,http;//www.chinalawedu.com/news/1000/1/2004/4/zh698238344191440025952_108735.htm.
[1]死刑执行程序在本文中仅指死刑立即执行程序.[2] 赵秉志:《死刑改革探索》,法律出版社,2006年11月出版,第3页.[3]中国新闻网: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答中外记者问,2005年3月14日,http://www.chinanews.com/news/2005/2005-03-14/26/550469.shtml.[4]中国宁波网:男子被宣布执行死刑后出现村中坚称自己未犯法,2011年11月16日,http://www.cnnb.com.cn.[5]张栋著:《美国死刑程序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3月出版,第221页.[6] 同注5,第223页.[7] 同注5,第223页.[8] 同注5,第222页.[9] 同注5,第224页.[10]冀永生:我国死刑执行程序的法律完善,载《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3月第21卷第1期.[11] 同注5,第226-227页.[12] 同注5,第228页,转“该判决随后在联邦上诉法院得到维持”。 See Ferro v Gomez 1996,77F.3d 301 (9th Cir.1996)).[13] 同注5,第229-230页.[14] 同住5,第234-235页.[15]冀永生:《我国死刑执行程序的法律完善》,中国政法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16]黄旭:《死刑执行监督论》,中国政法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17]新浪博客:桥本隆则《揭秘日本的死刑的全貌》2010年8月30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11cb260100kofv.html.[18]冀永生:《我国死刑执行程序的法律完善》,中国政法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转张超:《日本:执行死刑不再暗箱操作》法制日报,2007年12月14日,第4版.[19] 冀永生:《我国死刑执行程序的法律完善》,中国政法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转【德】约阿希姆·赫尔曼著,颜九红译《日本死刑若干问题思考》中国刑事杂志,2003年第5期,第123页.[20]黄旭:《死刑执行监督论》,中国政法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21] 法律教育网:“枪下留人”后高攀再被判处死刑 年龄谜团无定论,2004年4月19日,http;//www.chinalawedu.com/news/1000/1/2004/4/zh698238344191440025952_108735.htm.[22]郭兴利、周洪雨:《死刑犯器官或尸体捐赠的立法保护》,载《法学杂志》2006年第3期(总第158期)转白剑锋:捐献器官,深圳首开立法先河,http//unn.people.com.cn,2003年12月8日.[23]胡常龙:死刑案件程序问题研究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10页.[24]陈奇、罗璐:变卖死刑犯器官现象亟应作出立法限制 载检察实践2003年第5期,第70页.[25] 1984年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关于保护面对死刑的人的权利的保障措施》(1984年5月25日第1984/5号决议批准).[26]贾宇:《论死刑的执行》,载《法学评论》(双月刊)1996年第2期(总第76期).[27]冀永生:《我国死刑执行程序的法律完善》,中国政法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转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载《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电子版),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28]黄旭:《死刑执行监督论》,中国政法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29]程文雅:《死刑执行程序研究》,浙江工商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30] 同注25.[31] 110法律咨询网:辽宁省全面实行注射死刑 成全国首个告别“枪决”,2009年12月10日,http://www.110.com.

兴旺娱乐平台_兴旺pt娱乐_兴旺体育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二维码
兴旺娱乐平台_兴旺pt娱乐_兴旺体育官方微博公众平台二维码
Copyright © 兴旺娱乐平台_兴旺pt娱乐_兴旺体育. All Rights Reserved.Powered by vanche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