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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英集资诈骗案,民间金融的罪与非罪

发布时间:2013-01-24作者:吴 翔
2009年12月18日,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被告人吴英于2005年5月至2007年2月间,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以高额利息为诱饵等手段,向社会公众非法集资人民币7.7亿元。案发时尚有3.8亿元无法归还,还有大量的欠债。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吴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吴英提起了上诉。2012年1月18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吴英集资诈骗一案进行二审判决,裁定驳回吴英的上诉,维持对被告人吴英的死刑判决。对吴英的死刑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复核后发回重审,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对吴英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吴英因此暂时保住了性命,这也许预示了民间金融的“命不该绝”。吴英二审被判死刑后,迅速引发了海内外舆论广泛关注,社会各界对此展开了大讨论,讨论涉及社会公平、死刑存废、金融改革、民企的困境等问题。判决本应体现的“社会正义”与民意发生了罕见的严重冲突。许多学者撰文或发表讲话,对吴英表示声援,张思之等知名兴旺体育致信最高人民法院为其求情;许多网站开设的“吴英该不该死”投票显示,98%以上的投票者认为吴英罪不致死,甚至有人呼吁为吴英捐款填补3个多亿的亏空以救其命,著名学者叶檀评价本案,“又一个‘小姑娘’为中国金融业改革祭刀,是制度之耻”。被判处死刑的吴英得到了民意的广泛同情。判决所体现的官方意志与民意的反差如此之大,是以审判法院为代表的官方所没有考虑到的,在舆论的重压下,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居然破天荒地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由吴英案的主审法官为自己的判决辩解,认为“二审法院认定吴英构成集资诈骗罪与本案的事实和我国的刑法规定相符。”两级法院对吴英案作出死刑判决,并不奇怪。这只是对于民间金融的一贯严厉打击的惯性使然。早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有很多人因“非法集资”等罪名被判刑。据媒体报道,2008年3月21日,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集资诈骗罪一审判处丽水女子杜益敏死刑,并于次年8月5日执行死刑;2010年2月23日,台州女子王菊凤因集资诈骗被台州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根据刑法第192条,所谓集资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行为。但在三个关键的构成要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上,吴英的集资行为,都无法满足集资诈骗罪的认定条件。根据本案的情况,吴英集资诈骗的罪名应不能成立。法律对于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有相应的规定,但对吴英的判处不应只是一个法律技术问题。由本案可以看出,国家对维护金融垄断的决心和对于因民间金融的失控引起的社会不稳定的深切忧虑。2011年3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但这个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民间金融方面的缺失是有目共睹的。我国目前对正规金融行业实行“一行三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专业监管体制,但对于民间金融,并未设立系统而完善的监管体系。在我国,民间借贷历史悠久,传统上作为一种民间平等自愿的交易行为普遍存在,有着充分的合理性和强大的生命力,即使是利息超过合理范围的高利贷,也有其生存的土壤,它在利用匮乏的同时,也解决了匮乏。我国实行严苛的金融管制后,民间金融转入地下,地位每况愈下,徘徊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地带。国家在民间借贷方面重在打击,少有引导。民间设立金融机构困难重重,民间金融无法实现合法化,也使民间借贷天生地处于“妾身未明”的非法地带。国家将绝大部分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在保证国家金融安全的同时,却使民营企业的金融安全得不到保证,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很多民营企业因得不到资金支持而倒闭。尽管如此,发源于民间的民间金融,并不因严苛的管制而消亡,依然顽强地生存着。据浙江省2011年底对2835家企业进行问卷调查显示,9%的企业表示“经常从民间高息借款应对资金周转”,47%的企业称“偶尔为之”,半数以上的企业涉足过高利贷。一方面是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无法从国有商业银行得到贷款;另一方面,大量民间资本又不能合法贷出。这种金融压抑,导致大量民间地下“非法”金融行为的产生。以温州为例,央行温州中心支行去年(2011年)一次调查显示,温州有89%的家庭或个人、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市场。在民间金融备受歧视和限制的同时,国有金融却高歌猛进。根据银监会统计数据,去年(2011年)前三个季度,中国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利润8173亿元,同比增长35.4%,人均利润近40万元。相比之下,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去年前三个季度实现利润3.68万亿元,人均利润不到4万元。中国民生银行行长洪崎在“2011环球企业家高峰论坛”上直言, “大家有一点为富不仁的感觉,企业利润那么低,银行利润那么高,所以我们有时候利润太高了,有时候自己都不好意思公布。” 尽管处于如此不利的地位,夹缝中求生存的民营经济仍然有很大的发展。最新资料显示,民营经济创造的GDP已经占到全国的50%以上,社会就业率更是达到70%以上,而只占有不到40%的社会资源。相形之下,占有社会资源60%以上的国有企业,每年对GDP增长的贡献不足30%,吸纳的劳动力不到20%。国家对金融的严苛管制是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的主要障碍,也使长期处于地下灰色地带的民间金融难以规范化,始终摆脱不了“非法”的烙印,由此也造成了民间金融的畸形发展,风险频发。国家试图将民间金融限制到最小的程度,让垄断金融体系一统天下,但因“利出一孔”的制度安排及所有制歧视,国有金融体系的发展并不一定是民企发展的福音。“只要金融是国有垄断的,国进民退就没法避免”(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刘小玄语)。费正清在《中国与美国》一书中谈到,“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 中国商人具有一种与西方企业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王毅在《中国皇权制度研究》中也给出了同样的结论:“托庇于官僚政治之下,是制度环境对于中国商人生存出路的根本性规定。”吴英案,是民间金融卑微地位的反映,民间金融在现有体制下,基本上还是一个非法的产物,《刑法》已经为其度身定做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罪名,罪与非罪,只是一个法律技术问题。根据现行《刑法》,吴英的所作所为可能是有罪的,但这起案件产生的深刻的历史根源却不应忽视。经济学家吴晓波认为,所有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当代中国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所有重要的改革都是自下而上推进的,因此具备了天然的“非法”特征。民间金融的罪与非罪,在法律法规没有修改之前,还难以展开讨论。王岐山副总理2012年2月24日在河南表示,应“鼓励、引导和规范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不断发展和完善‘草根金融’”。吴英案,应成为中国垄断金融体系改革的契机,就像《刑法》最终废除实施了多年的“投机倒把罪”一样,应使民间金融公开化,合法化,放松对金融的管制,应改革和完善金融体制,破除国家对金融体系的垄断,降低民营企业开办金融机构的门槛,建立多元化的资金供给体系,出台民间融资管理的法律和综合措施,彻底去除民间金融身上的“非法”烙印。国家垄断的金融体系是否能从吴英案开始改变?让我们拭目以待。吴英无论生死,本案注定会成为中国法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案件。吴英等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做是对近乎铁板一块的国家垄断金融体系的挑战。这种挑战,力量对比极其悬殊,结局几无悬念。在国家的金融垄断体系暂时还不能改变的情况下,挑战国家金融秩序的诸如吴英等,还难逃游走于死亡边缘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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