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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知识产权侵权赔偿原则的立法评析

发布时间:2013-01-24作者:傅显扬
知识产权侵权赔偿原则是知识产权侵权赔偿制度的基础性问题,对于构建科学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确立科学的侵权赔偿原则,有利于充分发挥知识产权侵权赔偿制度的惩罚、遏制、补偿等功能,最大限度实现权利人、侵权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在科学的侵权赔偿原则指引下,权利人能够获得充分的司法救济,维权的成本不再高的让人望而生畏,侵权人能够受到有效制裁并痛改前非,社会公众能够获得一个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鼓励创新、尊重创造将取代“侵权频发”而成为知识产权领域的常态。一、知识产权侵权赔偿原则的内涵侵权损害的赔偿原则是指依归责原则和责任要件在确认加害人应负侵权责任的前提下,决定赔偿范围的准则。1在知识产权司法实务中,侵权赔偿原则的意义在于,当依据归责原则、构成要件确定了侵权赔偿责任之后,进而需要确定赔偿数额时,侵权赔偿原则就是所要依据的准则。二、知识产权侵权赔偿原则的不同学说以侵权赔偿是否具有惩罚性为标准,可将知识产权侵权赔偿原则分为补偿性赔偿原则和惩罚性赔偿原则。目前,理论界关于知识产权侵权赔偿原则的争论,也主要是围绕这两种赔偿原则而展开的,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一元论”和“二元论”两种。“一元论”观点认为,知识产权侵权赔偿原则只能执行补偿性赔偿原则,而不能适用惩罚性赔偿原则。补偿性赔偿原则,也有学者称之为“填平原则”、“同质赔偿原则”、“全部赔偿原则”,即以侵权行为导致被侵权人所受实际损失为标准,损失多少,赔偿多少。少于或大于权利人因侵权行为所受到的实际损失,权利人的权利不能得到充分保护,或者使权利人获得不当收入,都是不公正的。补偿性赔偿原则源于德国法中关于挖出土立方后恢复原状的理论,目的在于寻求公正,受害人主张赔偿的范围应当是当事人可预见或实际发生的损失。这样以来,知识产权侵权人只需赔偿因自身给对方造成的损失。支持这种赔偿原则的学者主要理由是:知识产权权利人和侵权人作为平等的民事主体,权利人无权对侵权人进行处罚,惩罚性赔偿自然就没有适用的法理依据。民法作为私法,不允许权利人因侵权赔偿而获利,这种相当于平等主体的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进行制裁的行为,有违民法平等、公平的原则。TRIPS协议第45条第1款规定,对已知或有充分理由应知自己从事之活动系侵权的侵权人,司法当局应有权责令其向权利人支付足以弥补因侵犯知识产权而给权利持有人造成之损失的损害赔偿。可见,TRIPS协议确定的最低要求也是补偿性赔偿。纵观侵权法发展变化的整体趋势,可以发现损害填补功能在现代侵权法中处于主导性地位。补偿性赔偿原则之所以被传统民法理论广泛接受,是因为其具有一定的优点:一是可以保护侵权人无需承担超过可以预料范围的赔偿责任,法律的可预见性得以保障;二是可以防止权利人将赔偿请求权无限扩张,在防止知识产权滥用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二元论”观点认为,知识产权侵权赔偿原则应当针对不同的侵权行为,区别适用补偿性赔偿原则和惩罚性赔偿原则,两种赔偿原则并非互不相容,而是各司其责、相辅相成的关系。合理的制度设计应当是:对于非故意的侵权,适用补偿性原则;对于故意的侵权,适用惩罚性原则。这样的制度安排既符合经济原则也符合公平原则。2惩罚性赔偿,是指由法庭所作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的损害数额的赔偿。赔偿的数额不只是以实际的损害为标准,而且不以实际损害为限。古代法律已有要求不法行为人加倍赔偿的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立法突显了法的惩罚功能。在古代中国,唐律疏议曰:“盗者,信备,谓盗者以其负财既重,故令信.备,谓盗一尺,征二尺之类。”3惩罚性赔偿原则,主要是从侵权法的功能视角和诚信原则出发,主张故意侵权的侵权人应该为其民事违法行为得到民事惩罚,以此保护权利人,最大限度地遏制和预防故意违法和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惩罚性赔偿原则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社会发展密不可分,传统民法理论逐步突破了自身局限,在侵权损害赔偿中引入了社会评价观念,侵权出现了恶意与善意之分,对侵权的制裁也应当有所区别。从惩罚性赔偿原则的特点来看,它所具有的优点在于:一是可以突出侵权赔偿的惩罚、遏制功能,预防侵权行为的频繁发生;二是可以突出强调诚信原则,加重违反诚信原则的法律后果,对维护社会秩序、竞争秩序有着积极作用。三、我国知识产权侵权赔偿原则的立法现状我国知识产权立法的更迭演变,很重要的一方面就反映在对补偿性赔偿和惩罚性赔偿两种原则态度上的变化。现行法律制度关于知识产权侵权赔偿的规定主要集中在《民法通则》与《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这几部知识产权特别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一)《民法通则》及配套司法解释我国《民法通则》把知识产权列在第五章的民事权利中。其中,第94条规定了著作权,第95条专利权,第96条商标权和第97条发现权、发明权及其他科技成果权。关于侵害知识产权的民事责任,第118条规定:公民、法人的著作权(版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发明权和其他科技成果权受到剽窃、篡改、假冒等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偿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62条规定:“在诉讼中遇有需要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的情况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先行作出裁定”。我国《民法通则》明确规定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版权)及其他知识产权受到侵害时,知识产权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即确立了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也可以要求停止侵害,消除影响——即确立了要求停止侵权、排除妨碍的请求权。不仅如此,最高人民法院还通过司法解释,从实体法上明确了类似于临时禁令的“先行裁定”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的制度。从《民法通则》“赔偿损失”的责任形式看,《民法通则》对知识产权侵权赔偿和其他普通民事侵权赔偿都是同意执行补偿性赔偿原则,仅限于“赔偿损失”,除此之外,不论故意、过失,赔偿数额和赔偿范围是不存在差异的。(二)现行商标法关于侵权赔偿的规定我国现行商标法是2001年10月27日对旧的商标法修订而来,于2001年12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2001修正)第五十三条:“进行处理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可以就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当事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向人民法院起诉。”此条规定取消了工商行政机关“责令赔偿”的规定,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关于赔偿数额的计算方法,该法第五十六条规定:“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或者被侵权人在被侵权期间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包括被侵权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前款所称侵权人因侵权所得利益,或者被侵权人因被侵权所受损失难以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2年10月16日实施)第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依据商标法五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确定侵权人的赔偿责任时,可以根据权利人选择的计算方法计算赔偿数额。”第十六条规定:“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或者被侵权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均难以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或者依职权适用商标法五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对侵权赔偿数额的计算方法,在“权利人因侵权所受损失”和“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利润”二者之间,权利人有权自行选择;同时,在这两种计算方法与法定赔偿之间,存在法定的排序,前两者优先适用,只有在前两者都无法查明时,才能由法院依职权或权利人请求适用法定赔偿。(三)现行专利法关于侵权赔偿的规定我国现行专利法是2008年12月27日对旧的专利法修订而来,于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2008修正)第六十五条规定:“侵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难以确定的,可以按照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权利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参照该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损失、侵权人获得的利益和专利许可使用费均难以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专利权的类型、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情节等因素,确定给予一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赔偿。”基于以上法律规定,我国现行的专利侵权赔偿制度有以下特点:第一,对确定赔偿数额的方法进行严格的法律排序,权利人无权自行选择。先后顺序为:首先是“权利人实际损失”,其次是“侵权人因侵权获得的利益”,再次是“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合理倍数”,最后是“一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法定赔偿。只有前者无法确定时,才能适用后者,依次类推。第二,率先明确惩罚性赔偿原则。在商标法和著作权法均为涉及惩罚性赔偿的情况下,专利法以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合理倍数确定赔偿额具有较强的创新意义,也是补偿性赔偿原则与惩罚性赔偿原则相互借鉴的体现。但是,2008年对专利法修订后,相关司法解释没有及时进行相应的修订,出现了立法与司法解释相互矛盾的地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2001年7月1日实施)第二十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专利法五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追究侵权人的赔偿责任时,可以根据权利人的请求,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或者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赔偿数额。”这等于是在司法实践中赋予了权利人选择权,与现行专利法不一致。而关于赔偿数额的确定,该司法解释规定“参照该专利许可使用费的1至3倍合理确定赔偿数额;没有专利许可使用费可以参照或者专利许可使用费明显不合理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专利权的类别、侵权人侵权的性质和情节等因素,一般在人民币5000元以上30万元以下确定赔偿数额,最多不得超过人民币50万元”。现行专利法关于参考专利许可使用费的规定,不再限制1至3倍,而对于法定赔偿也大幅提高。根据新法优于旧法、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原则,该司法解释与现行专利法不一致的地方,应当适用现行专利法的规定。(四)现行著作权法关于侵权赔偿的规定我国现行著作权法是2010年2月26日对旧的专利法修订而来,于2010年4月1日起施行。2010年的修正,完全保留了2001年著作权法关于侵权赔偿的条款,没有进行任何改变。现行著作权法确立的侵权赔偿制度特点如下:第一,对确定赔偿数额的方法进行严格的法律排序,权利人无权自行选择。先后顺序为:首先是“权利人实际损失”,其次是“侵权人违法所得”,最后是“五十万元以下”的法定赔偿。只有前者无法确定时,才能适用后者。第二,坚持补偿性赔偿原则。赔偿范围限于权利人的实际损失,包括制止侵权的合理开支,没有任何惩罚性赔偿的立法突破。值得注意的是,在现行著作权法坚持补偿性赔偿原则的情况下,个别行政规章和地方法院的司法解释却对惩罚性赔偿原则作了大胆尝试:(1)国家版权局对《关于如何确定摄影等美术作品侵权赔偿额的请示》答复的函中第三条规定:“按著作权人合理预期收入的2-5倍计算。如图书可按国家颁布的稿酬标准的2-5倍计算赔偿额。”(2)《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37条规定:“可以采取下面方法:①以被侵权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为赔偿数额;②以侵权人因侵权行为获得的全部利润为赔偿数额;③国家规定了付酬标准的,按付酬标准的2-5倍计算赔偿数额。侵权人除应赔偿被侵权人上述损失外,还应承担著作权人因调查、制止侵权行为等而支出的合理费用。”(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确定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指导意见》第32条规定:“依据本规定第26条至第31条的方法确定赔偿数额的,可以同时根据第25条第1款规定的因素,在上述数额的2-5倍内确定具体的赔偿数额。”四、我国知识产权侵权赔偿原则立法的进步之处(一)知识产权侵权赔偿原则从一元到多元多元化的赔偿,更符合知识产权保护的实际需要。司法实践中,越来越多地暴露出单一的补偿性赔偿原则的弊端,部分知识产权侵权人在判决侵权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后,往往继续侵权甚至变本加厉,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与补偿性赔偿原则的设计缺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侵权人只需要拿出他的侵权所得,而这一所得原本就不应当归他所有,加之司法裁判一贯的保守,侵权人拿出来的往往少于自己实际的侵权所得,即便将侵权所得全部拿出,侵权人付出的成本与合法使用人付出的成本毫无差别,这就是知识产权保护乏力的制度根源所在。在引入惩罚性赔偿原则的呼声中,我国现行专利法和个别行政规章、地方司法解释引入“倍数”概念确定损害赔偿的数额,无疑体现了开放性的立法思维,为补偿性赔偿原则和惩罚性赔偿原则的结合开创了局面。(二)知识产权保护的双轨制设计更加科学合理对新中国第一批知识产权立法普遍采用的知识产权行政机关“责令赔偿”的做法予以取缔,改为行政机关“根据当事人的要求进行调解”,而且调解不具有最终效力,增加了行政处理的可诉讼性。这种变化,使得知识产权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的职能分工更加科学,也肯定和体现了“司法最终审定权”的司法理念。(三)法定赔偿制度的设立避免了损害赔偿的非逻辑性在无法确定权利人的实际损失和侵权人的非法获利的情况下,如果仍然遵循传统理论,坚持计算出一个具体确凿的赔偿数额来,必然要依靠逻辑不严密的“推论”。这种推论往往会为侵权人留下反驳空隙。若允许其抗辩,则权利人得不到完全剥偿,若不允许抗辩,强硬推定,判决的理由就必然不充分,就会损害法律和法官的权威。而法定赔偿制度以法官的自由心证取代这种不严密的推论后,就可以避免审判中的逻辑矛盾,使当事人服从裁判。五、我国知识产权侵权赔偿原则立法的不足之处从我国现行的知识产权法来看,关于知识产权侵权赔偿的不足,突出表现是立法不统一、可操作性不强的问题,进而导致知识产权侵权赔偿成为司法实践的难点问题,争议性较大。(一)关于知识产权侵权赔偿的原则立法不统一《专利法》率先规定赔偿数额可以参照“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合理倍数”确定,毫无疑问,这是引入惩罚性赔偿原则的具体体现。对于著作权侵权,个别行政规章规定“按著作权人合理预期收入的2-5倍计算”赔偿数额,同样是惩罚性赔偿原则的体现,但是在《著作权法》和《商标法》的侵权赔偿条款仍然坚持补偿性赔偿原则,以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为限。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中的三部主要法律在侵权赔偿原则上的不一致,明显暴露出我国知识产权立法长期存在的各自为阵、各搞一套的问题,严重影响知识产权立法的统一性和权威性,也给法律适用造成一定困难。(二)关于赔偿数额的计算方法规定不统一目前,“权利人因侵权遭受的损失”、“侵权人因侵权获得的利润”和“法定赔偿”是专利、商标、著作权侵权案件中都采用的计算赔偿数额的方法。但是,专利法还规定了参照“许可费”的合理倍数确定赔偿数额,《著作权法》和《商标法》却没有规定这一方法。实际上,商标、著作权也存在“许可费”、“授权费”,也完全可以参照“许可费”、“授权费”的合理倍数确定赔偿额。(三)赔偿数额计算方法的适用顺序规定不一致、不科学《商标法》规定权利人有权选择权利人的实际损失和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任意一种方法计算赔偿数额,在这两种方法均无法适用的情况下,才适用法定赔偿。而《专利法》和《著作权法》则实行严格的依次适用模式。首先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其次是“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最后是“法定赔偿”。对专利侵权,只有在没有专利许可使用费可以参照或者专利许可使用费明显不合理的情况下,才适用法定赔偿。权利人对现有的几种赔偿数额计算方法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四)关于法定赔偿数额的上限和下限规定不一致、不严谨关于法定赔偿数额的下限,只有《专利法》规定了1万元,而《商标法》和《著作权法》都没有规定法定赔偿的下限;缺少下限的规定容易造成法官在实际适用法定赔偿时掌握的标准不一,不利于对权利人的保护。关于法定赔偿数额的上限,《专利法》规定的是100万元,《商标法》和《著作权法》规定的是50万元。吴汉东教授认为,“实践中,被侵权人的损失可分为绝对不确定和相对不确定两种。对前者确定上限50万元无可厚非,而后者可能是幅度确定而具体数额不确定,在此情况下被侵权人的损失可能超过50万元”。4因此,法定赔偿有必要取消上限规定。参考文献[1]刘士国.现代侵权损害赔偿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105[2]王岩云.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原则探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32(6):36[3]彭复波.论惩罚性赔偿制度在知识产权案件中的确立与适用.今日南国(理论创新版),2008,(4):13[4]吴汉东.中国知识产权制度评价与立法建议.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269
傅显扬,兴旺娱乐平台_兴旺pt娱乐_兴旺体育合伙人、兴旺体育,知识产权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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